当马知县这般断言后,我意识到形势可能会对我极为不利。正当我准备开口解释时,他却挥了挥手,示意我无需多言。他的眼神告诉我,无论我说什么,他可能都不会全信。
我便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,选择沉默。
马知县继续追问,究竟是在什么情境下与阮星天相遇的,他又对我说了些什么?
看来,阮星天与我见面的事实已无法隐瞒,我决定还是坦白向马知县说明白。
我向马知县解释说,我与阮星天的相遇是在临县处理案件时发生的,且是阮星天主动联系我的。
马知县听后点了点头,继而质问阮星天找我是否是想要求我帮助他摆脱通缉犯的罪名。
马知县的洞察力确实让人佩服,似乎每当我略露端倪,他便能迅速推敲出背后的事实,就如他先前判定阮星天见过我一般,现在他又直接问到是否是阮星天希望我帮他脱罪。
还好马知县并非小人,要是上任的王知县拥有马知县一半的智慧与睿智,也许他就不会最终落入我的手中。
既然马知县如此精明,我觉得再隐瞒他也没有必要,毕竟要欺骗他可能并不容易。或许坦诚相告,把所有的情况都诚实地说出来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我朝着马知县点头,确认了他的猜测:阮星天确实约见我,是想让我帮助他摆脱通缉犯的罪名。
“你答应了吗?”马知县直截了当地问。
我摇头回答马知县,我既没有明确拒绝阮星天,也没有明确地答应他。正因为如此,我现在来找马知县,是想知道他对此有何看法。
马知县沉吟了一会,然后告诉我,阮星天确实与上一任知县有牵连,在潜逃过程中已表现出了心虚的态度。他不明白我为何会为了一个罪犯来向他打听内情,甚至直言是否我受了阮星天的贿赂,才会替他说话。
马知县的这番话让我感到不悦,我对他说,我是何种人品的人,马知县应该是清楚的。尽管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,但我相信马知县肯定在背后对我进行了调查。
既然他对我的背景了如指掌,我认为他不应该发表这样的言论。我虽然确实喜欢金钱,但我并未贪得无厌到不择手段。更何况,他也应该知道,我最鄙视的就是暗地里收取贿赂,这是我的原则底线。马知县这样的质疑无疑是触碰了我的底线。
马知县见我这般愤怒,意识到自己的言辞有误,便急忙向我解释,他只是话说得太快,无意中冒犯了我,并表示了诚挚的歉意。尽管如此,他依旧不解为何我在明知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,还要插手阮星天的事。
我知道马知县的话是无心之失,既然他已经向我道歉,我也就不再追究。我向马知县解释,我帮助阮星天并非图回报,而是因为我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坏人,同时也不愿意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现在,我有理由相信阮星天可能是被冤枉的。
马知县显得迷惑,他提醒我,阮星天的通缉令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发布的,现在要说阮星天是冤枉的,似乎难以自圆其说。
我点头表示理解,告诉马知县,我知道这会让他感到困惑,事实上,连我将此事告诉贵叔时,贵叔也有些不解。
一提到贵叔,马知县立刻变得紧张,急切地询问贵叔的反应如何。
马知县的这种反应并不出乎我的意料,虽然贵叔现在只是未来阁的管家,但在马知县心中,贵叔的分量几乎等同于皇上。
我向马知县保证他无需紧张,我与贵叔的谈话并非是为了请他插手这件小事,贵叔对于这等琐碎之事实际上并不关心,他听我叙述的情况就像听一个故事一样,听完后也就不了了之。
我这样解释后,马知县仍显得有些不安。我摇了摇头,劝他不要过度担心。如果贵叔真的有意干预,我就不会在这里与马知县费口舌了。
这才使马知县彻底放下了心事,随后他向我阐述了他的看法。
马知县虽然不明白我为何要帮助阮星天,但他表示,按照正规程序,阮星天必须先到衙门自首。至于他是否有罪,那不由阮星天一人说了算。
马知县接着说,即便阮星天无罪,他也可能会被赋予某种罪名。这番话让我感到困惑,我追问马知县,为何无罪的阮星天还要被强加罪名?
马知县解释说,我之所以不理解,是因为我未曾身处官场,不知道官场的复杂。阮星天作为一个通缉犯,通缉令一旦发布,即便他无罪自首,也不能轻易释放,因为这无法平众怒。
我不解地问马知县:“平众怒?为什么需要平众怒呢?”
马知县解释道,一旦通缉令发布,周边几个县城的百姓都已经得知了这一消息。
而通缉令的存在,本就是因为逃犯畏罪而潜逃,因此官府才会发出追捕的命令。在公众眼中,一旦某人登上了通缉榜,他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便早已被定性为罪犯。
马知县继续说,如果阮星天自首了,即便他被释放无罪,他自己虽然能在官方档案上交代清楚,却无法抚平民众的不满和怀疑。
他告诉我,对于一位地方官来说,他是否是一位好官、是否真心为百姓做实事、是否有贪腐行为,在民众心中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。
最关键的是,地方官在民众心中的威望。只要他们信任并愿意听从地方官,那么即使犯了错误,民众也可能不会过于计较。因此,要治理好一个县城,关键是要赢得民众的内心认可。
我内心并不完全赞同马知县的看法。也许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地做过官,不了解官场的复杂性。但我依然坚信,只要一心一意为民做好事,民众自会心悦诚服地支持地方官。
马知县见我不以为然的神情,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他并没有继续对我讲述为官之道,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,无论阮星天是否有罪,通缉令一旦下发,他就必然会被投入大牢。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官府一个交代,更是为了在民众面前树立威信。
听到这里,我明白了马知县的用意,这正与我之前所担心的一样。
我也曾深思过民众的观感问题,如果没有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,我不会冒险去帮助阮星天。在民众眼中,他已经是一个被通缉的罪犯。
这让我意识到,阮星天的问题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如果仅仅是马知县这一个障碍,借助贵叔的力量或许还能轻易解决。但民众的看法和情绪却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,他们不认识贵叔,也就不会受贵叔的影响。
正当我左右为难之际,马知县质问我为什么如此坚持要帮助阮星天。即使他是清白的,也不应该是我这么投入的事,他好奇我是如何确定阮星天绝对无辜的。
我对马知县坦诚,阮星天与我会面时,已经将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都告诉了我。根据他的叙述,我相信我确实冤枉了他。
“你只是单方面听了阮星天的话?”马知县的眉头紧蹙。
我点头确认了他的疑问,我确实只听了阮星天一面之辞。但是,我能感觉到阮星天那时候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肺腑的。并且,当张杰案破获时,我并没有掌握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指向阮星天。
我原本只是因为阮星天与王知县有牵连,想要将他拘至县衙审讯。未曾想到,他会选择逃逸,这才促使我决定下达通缉令。
我解释完后,马知县却反问我,为什么我会这么坚信阮星天的话。如果每个罪犯都声称自己无辜,衙门又有何用武之地?
马知县的话也不无道理。他毕竟从未与阮星天面对面,自然对他的信任度有所保留。
马知县继而告诉我,如果我真心想帮助阮星天,只有一条可行之路:让阮星天回衙门自首。马知县会随便定个罪名,让阮星天在大牢中待上几日,这样不仅能向上级交差,也能平息民众的议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