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后,我便和贺知承和好――或许也不对――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定义――反正是建立了一种长期、稳定的良好关系了。
我们频繁地见面,大都是我去他家。
他目前在大学工作,比我清闲一些。
给了我纸条没两周后,有天黄昏,在没闲杂人等的电梯里,曾和小心翼翼地问过我:“你去见他了吗?”
“见了。”我说。
“那现在怎么样了?”曾和不掩好奇地问。
我笑道:“没怎么样,赶着去菜市场买菜,回去好做饭呢。”
曾和莞尔,和我道别。
很奇怪,我和贺知承的相处没什么激情,用上显微镜也挑不出。
我喜欢做饭,以前厌食期也喜欢,但一般是做着就倒了,因为实在吃不了。不过现在有能吃的人了,我感到很开心。
除非特别累,不然两人在一起时的晚餐基本由我负责。
他只负责清理饭后狼藉的厨房――正好是我讨厌的工作。
当晚,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,贺知承突然说:“我一直想问,你这么多年没吃饭吗,方烛?”
什么鬼问题,我皱眉。
“我没吃饭怎么活到现在的?”
“那你怎么会瘦成这样?”他道,“比以前在镇上的时候还瘦。”
我毫不避讳道:“你也知道我有病,我以前厌食挺严重的。”
贺知承不说话了。
其实那天晚上我虽然口不择言说了我有问题,但他还是不怎么相信。
或许是不愿意接受,我知道他总盼着我好。
但我由不得他不相信,第二天,便雷厉风行地跑去另一家市医院挂了心理门诊的号,回去就把一沓诊断报告扔在他面前。
他非常慢、非常慢地看完了,似乎生怕错过一个字。
放下报告,他倒没说什么。过了足足几个小时,我已经投入别的事情中了,他却忽然轻喃道:
“原来你这么多年过得这么不好。”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推开手里的资料书,我回头瞥了他一眼,说,“我不是个爱诉苦的人,但我也不会非说自己过很好。”
“以后会好的。”他诚朴道。
沉默地吃完饭,贺知承洗碗,我无所事事地缩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十几分钟后,他打理好一切出来,坐到我身边说:“我们什么时候请曾和吃个饭吧。”
“请她吃饭做什么?”
“你说呢。”
“行。”我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呢,过了会儿。我又坐直身体,问:“你的事曾和知道多少?”
“我的病情她基本一清二楚。”
我翻旧账道:“她那会儿什么都不肯对我说。”
贺知承说:“她不知道我的态度如何,怕说了惹祸吧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说说罢了,怎么可能真怪人家。
翌日,我把贺知承要请客的消息告诉曾和。约定好时间,我还立在她的办公桌旁不走,因为我有话想问。
“你那天晚上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?”
“哪句话?”曾和疑惑不解。
“那句突然冒出的‘原来是你’。”
曾和神态纠结,半晌,才挠挠脸,尴尬地说道:“贺知承的母亲曾经向我母亲抱怨过,说灾区有个女的想……”
她没继续说下去,想必不是什么好听的话。
“我也没想到,她嘴里的主角竟然是和我相处了几年的同事。”曾和感叹。
我耸肩笑笑。
籍贯改了,我也从不提及私事,所以她要是早前能联想到那才是奇怪的事。
我临走前,曾和又忧心忡忡地叫住我,不放心地嘱咐道:“贺知承的母亲不是个好相处的人,你反正能避则避吧。”
“怕什么,”我讥讽地扯扯嘴角,说,“我也不是个好相处的人。”
当时放狠话是放得轻易,结果没几个小时就惨遭打脸了。
下班,我愉快地奔去贺知承家,开门走入客厅,瞄到沙发上端坐着的女人,我不由得和她大眼瞪小眼。
“是你吧!”女人猛地站起来,如临大敌般。
我本来还不太敢肯定的,但她一开口我就知道不会错了。
是贺知承的母亲,也是十年前在电话里欺骗过我的女人。
照我吃不得亏的脾气,本该对她没什么好态度的。可是,想着如今的情况,为了享一时痛快而闹僵了关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?
于是,我忍耐着,十分有礼貌地招呼道:
“伯母您好。”
女人冷冷地打量了我许久,然后,下巴一昂,傲慢地吩咐道:“坐下吧。我找他本来也就是想跟他谈谈关于你的事的。”
“如今,直接跟你这个当事人谈也没什么不好。”
我在她对面坐下,温和地笑问道:“谈我,谈我什么?”
她盛气凌人道:“我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,因此我就直说了――我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!”
“为什么呢?”早料到了这种结果,我一点也不惊讶,反而还笑眯眯地问道。
她目若寒冰,沉声道:“你别装傻,我清楚你的底细。”
“我什么底细?家境贫寒,祖上三代农民,后来父母还死在地震中,靠国家资助完成学业的底细吗?”我含着讥诮的笑反问道,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想从一些我完全不在乎的点上羞辱我。
女人稍稍倾下身体,冷笑一声,说:“你还不是还忘记一点了?你是个患有心理疾病的人。”
我脸色一变,肃然问道:“您怎么知道?”
我不是害怕她知道,而是奇怪她怎么会知道。贺知承是肯定不会告诉她这些的。至于曾和,她也绝对不是这种人。
似乎觉得拿捏到我软肋了,女人悠闲地躺回沙发里,慢悠悠地荡着腿说:“还记得薛骏吗?”
记得,怎么能不记得,他当过我好几年的心理咨询师。
她接着补充道:“他是我的老朋友了。”
真巧,我想。“我可以去投诉吧?”心里憋着股气,我嘟囔道。
她警惕地看我一眼,坐直说:“我劝你别白费功夫。”
“所以就因为这个您不同意?”
“这是小事吗?”她道,“你应该知道吧,他本身就是个病人。你们俩要在一起,他的病还能好吗?他需要的是一个开朗的、家庭健全的女孩。”
“你有没有想过,或许我们更能理解彼此呢?”我道,“反正都这样了,干脆不破不立。我们确实有可能把对方扯入深渊,但也有可能就此好了呢。”
“有你说得这么轻易吗?”她轻蔑一笑,“你们的情感是病态的,本身就不正常,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?你们长久不了的!”
她愤恨地唱衰道,我听了颇不是滋味,说:“你怎么就知道长久不了了?病态的东西说不定更具备稳定性呢?”
女人语塞,换了忌恨的表情问:“你反正不听我的劝告是吧?”
“你可以去劝告他。”我说。
女人重重地哼了声,站起来,一边往外走,一边咬牙念叨道:
“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零八年没有把他关在家里!”
再过了一个小时,贺知承回来了。我告诉他:“你母亲来过?”
他面上涌现出惊异之色:“你们见到了?她说了什么?”
“你大概猜得到的。”我说,以防对面告状,先报备道,“所以我的言语也不怎么客气。”
他淡淡地笑:“你客气了她说不定还会觉得你好欺负。”
“贺知承――”他往餐桌走去,我想起他母亲最后的话,问道,“你后悔吗?零八年的事?”
“我从来不对过去后悔。”他说。
我虽然已经吃了,但还是走到他对面坐下,说:“你母亲说我们是病态的感情。”
他放下筷子,两臂交叉在胸前,似笑非笑地问道:“你怎么觉得呢?”
“我对你当然谈不上多正常,可你对我呢,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你对我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。”
人总遏制不了胡思乱想,特别是刚获得了好东西的人。
贺知承离开座位,拉着我进了房间。
低头在书桌抽屉里翻找好一阵,最终,他递给我一个深蓝色外壳的笔记本。
“这是什么?”
“我那段时间在这上面写的日记,还保存着。”他道,然后拉开椅子按着我坐下。
“你慢慢看,我出去吃饭了。”他说。
“好。”我语气悠扬地答应道,然后,等不及地翻开了首页。
窥探别人的隐私果然会让人兴奋,特别这个别人还是你喜欢的人。
他写的东西还挺多的,我只挑和我有关的话看。
五月十三,遇见了一个不省心的孩子。
五月十四,一个可怜的孩子,很迷茫,让我想起了自己。
五月十五,泥石流,灾民没成功离开,帮她照顾狗的承诺自然也不算数了。
五月十七,她掉进洞里的那刻我才知道我把她看得多重要了。
五月十八,她说她喜欢我,可她这点大,真的了解什么是喜欢吗?她可以随心所欲但我不能。
后面有几天没有记载,直到五月二十五日,他才又写道:
他们明天就要走了,我不知道该不该做点什么。她其实就是小孩子心性,等再过两年,心思说不定就变了。算了,一切由她选择吧。
*
十二月,寒风料峭,我和贺知承从温暖的出租车上下来时,冷得直哆嗦。
几米外屋檐下等待的人吵吵闹闹地朝我们走来,有贾姨、徐虹、萧航、邹晓丹和她的男朋友。
“气色比上次来的时候好看多了。”贾姨一走近便指着我说。
邹晓丹一靠近便抬手打我,我笑嘻嘻地受着了。
离十一点还有几分钟,买了几束花,换上最庄重肃穆的表情,我们几个往千人坑走去拜祭当年的逝者。
零八年,一个永不能忘记的年份。
既然在血泊中活了下来,那便好好地活着吧。